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专栏

• 生育对育龄职工家庭-工作冲突的影响——基于性别差异视角

  茅倬彦;姬思敏;万琳琳;

  在当前我国生育政策持续优化与高质量就业目标协同推进的背景下，如何缓解生育行为引发的家庭-工作冲突成为育龄职工群体面临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低估了生育在育龄职工家庭-工作冲突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对于职工在育儿过程中所面临的性别差异化冲突体验及其复杂作用机制缺乏深入探讨。生育对育龄职工家庭-工作冲突的影响作用应嵌入性别角色分工、生命周期阶段与工作资源环境的交互框架中加以考察。基于此，本文从性别差异视角出发，利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选取20～49岁已婚育龄职工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Oprobit模型系统分析生育子女数量对育龄职工家庭-工作冲突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调节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显著加剧了女性的家庭-工作冲突感知，表现为时间冲突与压力冲突上升；男性则主要在时间冲突维度受到影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本文采用2019年CSS数据重新估计，并以第一个孩子性别作为工具变量进行IV-Probit回归以控制内生性，结论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健性。从生命周期视角审视发现不同育儿阶段对职工冲突的缓解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对比子女在0～2岁阶段，子女在3岁及以上的女性冲突感知有所缓解，而男性在子女进入6岁阶段冲突感知才下降；工作资源因素同样存在调节作用，较高的工作自主性可有效缓解男性的冲突感知，但对女性影响不显著。此外，育龄职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配偶就业状况的差异使该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35～49岁、高学历以及配偶就业的女性职工受冲突的影响尤为突出。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生育通过性别差异化的路径加剧冲突，女性的冲突主要通过育儿压力传导，男性的冲突则更多受工作不安全感驱动。为此，本文提出推动生育友好型就业环境建设和职场性别平等的政策建议：首先，应基于性别差异构建分层次、分生命周期阶段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父母共担”育儿责任。其次，应聚焦高冲突风险女性实施定向干预，缓解育龄女性职业发展困境。此外，应从机制层面着力推进性别角色转型，降低女性育儿压力与男性职业焦虑。

  2025年05期 v.47;No.273 5-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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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龄未婚群体的内部差异：类别、特征与影响因素

  杨凡;卢俐君;

  近年来我国人口表现出明显的结婚推迟趋势，未婚率持续升高，晚婚和终身不婚的群体规模逐渐扩大。然而，在大龄未婚群体内部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造成其晚婚或不婚结果的因素各有不同。已有研究多为基于育龄群体的普遍分析，可能会掩盖群体内部固有的差异。本文将研究对象直接定位于我国的大龄未婚群体，采用中国不婚、不育及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选取30～45岁从未结过婚的样本，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大龄未婚人群进行分类。描述不同类别人群在个人、经济和社会等层面的主要特征，并使用Logistic回归考察大龄未婚人群类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龄未婚群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分别是消极受阻型、积极受控型和中性自由型。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消极受阻型，这类人对婚姻的态度相对消极，在婚姻决策的过程中也受到了经济压力和职业发展等阻碍。第二类是积极受控型，他们对婚姻态度积极，但恋情受到家庭的干预或反对，难以自主掌握婚姻决策权。第三类是中性自由型，该类型人群的婚姻态度处于中间位置，其婚姻决策受到的阻碍和干预最小。三类人群均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职业忧虑和择偶困难。相比于婚姻态度，婚姻打算对婚姻行为有更好的预测性，因此本文又估计了不同潜在类别对结婚打算的影响，结果显示中性自由型有明确结婚打算的概率最高，消极受阻型最低。在考察大龄未婚人群类型的影响因素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个体成为中性自由型的概率更高，结婚经济压力感知会提高成为消极受阻型或积极受控型的概率。对大龄未婚人群的类别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晚婚不婚现象，从而针对不同类型人群精准施策。对于结婚意愿较低的个体，应该首先满足其进入婚姻的客观条件，降低结婚的经济成本以及婚恋和择偶难度；而对于结婚意愿较高但未婚的个体，家庭和个人均应认识到晚婚已经并不少见，需要在减轻婚恋焦虑的同时，给予个体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和空间。

  2025年05期 v.47;No.273 28-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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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角色观念对青年人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侯建明;朱可菲;

  生育对人口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影响人口的数量和结构，还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面临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剧、少子化现象等诸多挑战。青年人作为参与生育行为的主要人群，他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对人口再生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结合五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性别角色观念对青年人生育意愿的影响。首先，从生育意愿（生与不生）、生育数量偏好和生育性别偏好三个维度来考察性别角色观念对青年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持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个体生育意愿更高、生育数量偏好更高，并且更愿意生男孩。持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个体往往将婚姻和生育视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使命。男孩被视为未来的劳动力和经济支撑，是养老的重要保障。其次，为探究性别角色观念影响青年人生育意愿的机制，以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影响路径，发现幸福感在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偏好的正向影响中存在遮掩效应，幸福感在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由于幸福感的存在使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被部分抵消。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虽然对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被较低的幸福感所削弱。现代性别角色观念则通过降低幸福感来抑制生育意愿。同时，持有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遵循传统的家庭分工，从而在家庭中获得较高的幸福感。这种较高的幸福感可能进一步强化生育男孩的偏好，因为生育男孩被视为维持家庭传统和社会期望的重要方式。性别角色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还具有性别、户籍以及地区的异质性。根据所得到的结论，建议政府在提升性别平等意识、提高青年人的幸福感等方面制定具有个体差异的鼓励生育的政策，通过这些措施有效提升青年人的生育意愿，促进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推动性别平等，构建更加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2025年05期 v.47;No.273 43-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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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

• 中国人口初婚机会窗口及其影响分析

  张丽萍;王广州;

  随着中国人口初婚时间不断推迟，婚姻模式变化成为影响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人口年龄别未婚比例曲线等数据，提出初婚机会窗口概念，揭示初婚模式变化的人口学含义。初婚机会窗口包含时间跨度、窗口开启与关闭的年龄节点、窗口高度三个维度。对中国1990—2020年人口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第一，初婚机会窗口已从“早开始快结束”逐渐向“晚开始慢结束”的模式转化。男女初婚机会窗口起始年龄均推迟3岁；机会窗口持续时间明显延长，男性从9年增至14年，女性从6年增至11年；同时单位时间未婚比例降低速度放缓。第二，群体差异分析显示城乡与教育分层对初婚机会窗口影响显著。从分城乡角度看，乡村男性的初婚机会窗口开启最早（22岁）且持续最长（16年），38岁开始进入滞涨期；城市女性停滞期年龄最晚（39岁），显著晚于乡村女性（33岁）。从受教育的角度看，低学历群体初婚机会窗口呈现“早开启、长持续”特征，初中及以下男性窗口从21岁开启，持续17年；高学历女性则面临更突出的婚育挤压，硕士及以上女性滞涨期长达10年，窗口持续时间达21年，乡村低学历男性成为晚期结婚最难的群体。第三，初婚机会窗口变化的人口学影响结果显示：2020年滞涨期未婚人口中，城市男性163.83万人，乡村男性336.16万人，城市女性217.44万人，婚姻挤压问题在乡村男性群体中尤为突出。从生育的角度看，初婚机会窗口开启时间推迟显著降低生育水平，2020年因初婚机会窗口延后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18.19%，且35岁后女性生育能力与辅助生殖成功率明显下降，加剧生育水平走低趋势。从代际结构的角度看，初婚推迟延长人口再生产周期，女性初婚机会窗口关闭后的余寿从50.59岁增至52.76岁，亲子共存时间更长。初婚机会窗口变迁是社会经济转型、教育普及、性别结构失衡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时间敏感性”特征导致错过窗口者终身未婚风险激增。这一变化不仅加剧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趋势，还有可能进一步引发“结婚难”等社会问题，对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初婚机会窗口的界定和研究为理解中国婚育模式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2025年05期 v.47;No.273 60-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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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 代际互助提升老年父母生活满意度的路径分析

  王晓峰;王策;孙立;

  随着中国正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如何有效提升老年父母的主观福祉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家庭作为老年父母主要的生活场域和情感依托，在新时代养老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养老和社会价值。在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双重转变的时代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从以孝道为核心、强调子女与父母单向赡养义务的传统模式向注重代际交换与公平的代际互助转变。代际互助对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会产生何种影响？文章结合动静态双重视角，从代际互助的双向性出发，运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借助有序Probit(Oprobit)模型、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法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分析代际互助对老年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代际互助会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边际效应分析发现代际互助可降低老年父母对生活“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的概率，而使老年父母对生活“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概率提升，反映出不同于单向支持情况下老年人作为“接受者”或“提供者”的角色，代际互助让老年父母既能从子女处获得支持，还能通过自身经验、家庭事务参与等方式反向输出其价值。这种给予与获得的平衡能够填补老年父母社会角色退出的缺失感，进而重塑其对生活的满意度。通过纠正自选择偏误和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显著。健康行为和社交活动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代际互助既是家庭功能的延续，更是老年群体应对生理衰退、社会参与减少的重要缓冲。代际互助变动对老年父母生活满意度变动的动态效应差异反映出老年父母对代际往来的依赖性与敏感性。代际互助的变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持续稳定）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稳定持续的代际互助因能持续满足角色归属与资源交换平衡，对提升生活满意度作用最优，而互助中断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反映出代际互助稳定性对老年生活的关键意义。在现阶段生育政策不断调整、家庭结构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始终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未来应促进代际协作融合，在家庭内部逐渐形成和谐的代际互助模式。

  2025年05期 v.47;No.273 78-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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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就业

• 公共照料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边恕;王钰杰;张铭志;孙雅娜;

  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加剧了劳动者工作与家庭照料之间的冲突，完善的公共照料政策体系是降低老年照料成本，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保证。既有研究表明公共照料的介入能够有效降低子代的老年照料时间，具有替代效应。但这种替代能否有效转换为劳动供给以及这种替代效应在不同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成员中的异质性都需要深入研究。本文采用2011—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基于2016年实施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研究数据，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事件研究法等全面考察公共照料政策的实施对家庭老年照料负担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以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为代表的公共照料政策显著增加了子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其中能够增加就业概率2.2%，提高每周劳动供给时间2.054小时。第二，正式照料对家庭老年照料的替代是政策发挥效应的重要渠道，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每周能够直接减少子代老年照料时长2.353小时。子代家庭老年照料时间的降低还产生了经济补偿效应，使子代对父代的转移支付金额增加了约46%。第三，试点政策对家庭高议价能力成员的劳动供给效应较强，而对于家庭高议价能力女性成员的劳动供给效应最强。该发现表明公共照料政策有效地促进了高议价能力女性的家庭照料责任的社会化转移，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性别分工平等。第四，试点政策具有包容性的特征。由于低教育程度和低收入群体因照料责任所受到的劳动约束较多，同时自雇劳动者的工作灵活性更高，因此公共照料政策对这些群体产生的劳动供给效应更强。文章的政策启示在于以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为代表的公共照料政策具有改善家庭福利和活跃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效用，要进一步巩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基础性地位，不断拓展老年照料服务产业链，提供和创造一批优质岗位，增进公共照料岗位与家庭劳动力释放的联动效能。同时还要强化基层公共照料供给能力，根据家庭特征和需求的异质性提供差异化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构建多层次公共照料政策体系。

  2025年05期 v.47;No.273 92-1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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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职业渗透度与性别工资差距——基于技能溢价和母职惩罚双重视角

  邓悦;田桠洁;张鸣芳;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改变了劳动力的技能优势和就业市场的性别分工模式，为缓解长期存在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供了新契机。本文综合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电子前沿基金会（EFF）人工智能进展测量数据库及美国劳工部计算机化职业信息数据库（O*NET）数据，借助Felten等提出的人工智能职业渗透度（AIOE）量化了不同职业受人工智能通用技术的影响程度，据此统计中国不同职业和行业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程度，分析人工智能职业渗透度（AIOE）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并基于技能溢价和母职惩罚双重视角实证研究其作用机制。本文选取14～65岁有工作经历的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将城市知识产权纠纷数和城市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潜在的内生性偏差。研究发现：第一，依赖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和沟通等技能的白领职业受到人工智能通用技术的影响程度显著大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职业。第二，受人工智能技术影响较大的职业群体性别工资差距显著缩小。第三，职业人工智能渗透度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在不同地区、职业任务类型和工作时间灵活性条件下表现出异质性，未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地区、常规认知及非常规体力职业任务类型以及夜/晚/倒班制工作时间制下，人工智能职业渗透度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别职业隔离等问题需特别关注。第四，人工智能不仅提升了技能溢价，使高学历且能够适应技术变革的女性获得更公平的工资收入；还弱化了母职惩罚效应，减轻了因生育和家庭责任给女性职业发展和工资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研究结论表明在高度智能化的工作环境中，女性员工有机会获得更公平的薪酬待遇。因此，建议进一步提高女性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增强其在现代职场中的竞争力与适应性，确保其能够在技术变革中受益。鼓励和引导分享经济、零工经济的发展，提高人工智能普及率，拓宽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范围并深化其在各行业中的渗透程度。

  2025年05期 v.47;No.273 108-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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