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专栏

• 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构建及推进路径优化研究

  陈曦;李佳雨;穆怀中;

  本文围绕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测度、影响机制以及推进路径展开研究，旨在回应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需求。本文构建了包含“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四个维度的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CRITIC客观赋权法对2010—2022年31个省级区域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同时结合泰尔指数与因素分解模型，深入剖析区域差异的空间特征、时空演变规律以及影响机制，最终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推进路径。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搭建了基于“四维-多层”架构的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该体系突破了以往研究仅侧重单一维度或者总量视角的局限，达成了对人口发展质量的系统性测量。在方法论方面，创新性地采用客观赋权法并结合因素分解模型，避免了主观赋权产生的偏差，精确识别各维度对区域差异的贡献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呈现“总体提升、差距波动、类型多元”的特性，揭示了空间格局从传统“梯度分化”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的演进规律。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素质优良”维度稳健提升，“总量充裕”维度持续弱化，“分布合理”维度震荡上升，“结构优化”维度小幅波动。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西部创新”三大集聚区。在影响机制方面，“分布合理”“结构优化”交替成为全国层面的主要推动力量，“总量充裕”则构成了一定的制约。区域层面存在显著异质性，东部受“结构优化”驱动但面临“素质提升瓶颈”，中部由“结构优化”与“总量充裕”协同推动发展，西部依赖“分布合理”，然而“结构优化”存在不足，东北受到“总量萎缩”的制约。本研究提出推动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总体思路，实施差异化素质提升战略，构建分区域生育支持与人口协调联动机制，采取“新老两端并重”策略优化人口结构，精准改善人口分布，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口支撑。

  2025年06期 v.47;No.274 5-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7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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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晟哲;熊升银;

  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为理论依据，构建了包含人口总量充裕、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人口与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关系统筹5个子系统共26个指标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2012—2023年中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域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结合空间分析技术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剖析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第一，从时间维度看，研究期内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显著提升态势，各省域均实现进步，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其中人口素质优良得分最高，人口与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关系统筹后期增长加速，人口总量充裕呈负增长态势，人口结构优化与人口分布合理稳步提升。区域内部差异呈动态分化特征，东部、中部差距持续扩大，西部呈高位收敛趋势，东北保持低水平均衡状态，全国整体差距呈阶梯式扩大。第二，从空间维度看，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显著，呈现“东部引领>中部平稳>西部追赶>东北滞后”的梯度格局。研究省域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空间聚集特征较强；局域空间集聚以“高-高”和“低-低”模式为主，区域层面呈现差异化演进态势。第三，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受自然、经济、社会和政策等多因素交互影响。海拔对本省及邻近区域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驱动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突出，产业结构升级仅对本地区作用显著；科教水平与交通区位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显著，环境规制及市场化水平仅对本地区作用显著，政府干预效应不显著。第四，分区域而言，各因素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精准施策补齐短板，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强化产业与人口协同发展，实施东西部结对帮扶、设立协同发展基金等举措；深化数字赋能，搭建数字平台以促进人才流动；优化机制环境，将人口高质量发展纳入差异化考核体系，弱化政府干预的矛盾性，深化市场化机制，放大环境规制效应，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

  2025年06期 v.47;No.274 2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5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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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

• 构建以赋能家庭建设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

  程昕彦;彭希哲;

  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家庭结构快速转型的背景下，系统探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概念界定、政策内涵和发展脉络，旨在澄清政策范畴，强化制度属性，指出其在养老服务体系中不同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独立定位，其核心应在于赋能家庭建设，支撑而非替代家庭养老功能。文章辨析“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与“家庭政策”以及“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政策”的概念，明确将“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界定为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围绕经济支持、住房支持、照护服务、心理慰藉等多维内容的支持政策体系。虽然近年来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当前仍表现出“强责任、弱支持”的特征，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政策理念中主体责任边界不清晰，家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责任范围模糊；顶层设计缺乏专门规划，政策评估与反馈机制不够健全；政策对家庭整体需求识别不足，忽视家庭内部资源协调与生命周期特征；针对照护者的支持政策覆盖面较为有限，缺乏制度保障；社区与家庭之间协同不足，服务以替代为主而非赋能。家庭养老既不应限于家庭内部责任，又不应被社会照护替代，而是应该通过制度设计被激励与强化，使其在国家养老体系中发挥基础性、可持续的功能。本文提出应以家庭为核心，推动支持政策从替代属性向赋能属性转型，系统构建由经济补贴、税收优惠、照护者支持、家庭养老能力评估与识别机制、社会保险支持等多维工具组成的支持体系。在优化路径上，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定位，确立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独立性；二是重构制度工具体系，建立分层分类的精准支持机制；三是嵌入家庭生命周期视角，构建跨阶段协同的支持体系；四是健全家庭-社区协同机制，推动社区从替代服务转向能力培育；五是推动家庭照护者身份认定与权益保障；六是强化社会认知，提升政策落地的价值基础。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持续完善不仅有助于激发家庭作为养老基本单元的内生动能，也将成为中国式养老制度体系的重要支柱与关键创新点。

  2025年06期 v.47;No.274 40-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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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农村的高学历群体婚姻市场地位差异分析——基于城市层级的视角

  石人炳;王昕迪;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经济梯度分化加剧，在婚姻市场中，这种城市层级化发展重构了青年婚姻匹配中的筛选机制，导致不同层级城市的婚姻市场中择偶观念的分化。学界在关注流动群体时多将都市视为均质化场域，往往将流入城市作为整体进行考虑，尚未充分解构不同层级城市婚姻市场的差异。本文着眼于流入城市的农村高学历群体，采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引入性别视角，从初婚年龄和婚姻匹配两个方面探究家庭背景与教育程度如何以交互组合作用于婚姻市场，考察农村高学历群体流入的城市层级对其婚姻市场地位的影响差异，分析空间梯度差异背后独特的婚姻市场筛选机制。研究发现在流动人口中，与出身城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相比，出身农村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的初婚年龄会相对提前，但这一效应仅出现在非一线城市之中。对于出身农村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呈现的趋势则恰恰相反，出身农村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只有在一线城市的初婚年龄才明显早于出身城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婚姻匹配方面，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与出身城市的青年相比，流动到一线城市和普通城市的农村青年更容易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配偶结婚，并且无论他们处在哪一层级城市，其配偶为农村户口的可能性均更大。通过时间变动趋势的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到一线城市的农村高学历男性与城市高学历男性在初婚年龄、配偶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上的差距均不断缩小，而普通城市无此效应。与出身城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比，出身农村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普通城市越来越倾向于找农村户口的配偶。这些发现揭示了婚姻市场分割的微观机制和婚姻匹配的空间分异规律，证实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效力受制于婚姻市场分割，婚姻选择不仅是个人决策，更是不同场域现实条件与文化认知共同塑造的实践，为理解当代婚姻观念变迁与婚姻市场不平等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也为破解流动通道中的隐性歧视提供经验依据。

  2025年06期 v.47;No.274 51-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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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

• 生育对女性就业影响的差异分析——基于单位性质的实证研究与机制探讨

  孙悦;白文阳;

  伴随我国生育政策的持续放宽，如何缓解女性生育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关系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稳健运行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事件研究法系统考察生育对中国育龄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并重点从体制保障与家庭托举两方面深入剖析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首先，生育行为总体上对女性劳动参与及每周工作时间均具有显著的“母职惩罚”，呈现出深刻的部门与胎次异质性。在劳动参与层面，非公共部门女性在生育各胎次后均出现显著下降，且二胎影响更为持久，这深刻揭示了市场化就业环境中生育保障不足所带来的长期职业风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部门女性未受到明显影响，以工作稳定性、规范生育福利与职业保护为核心的制度性保障能够有效缓解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冲击，为连续性工作提供关键支撑。在工作时间层面，非公共部门女性工作时间的减少集中在生育后初期，而公共部门女性在生育二胎后的中长期阶段下降更为明显。这表明以公共部门为代表的体制性保障能有效缓冲初次生育的冲击，但难以应对多孩养育的累积压力。其次，隔代照料作为家庭托举的代表，能够有效缓解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隔代照料能切实破解非公共部门及生育二胎女性在劳动参与中的困境，成为维系其就业身份的关键力量。然而，这种传统的支持模式对于女性工作时间的缓解效果相对有限，即便有祖辈帮助，子女照料等需求仍会占用女性大量精力，导致其难以恢复至生育前的工作时长。最后，动态分析进一步显示不同就业部门女性在面对生育冲击时采取了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公共部门女性更倾向于调整工作时间，而非公共部门女性高度依赖隔代照料等家庭支持来维系就业。因此，体制保障与家庭托举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存在互补关系，应在积极构建生育友好社会中致力于探索“制度-家庭”协同的支撑体系，通过强化非公共部门的生育保障、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系统性赋能女性，推动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发展。

  2025年06期 v.47;No.274 69-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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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同伴效应”研究

  李英;李婕妤;石智雷;

  近年来中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即使在生育政策不断优化、支持性措施不断完善的背景下，社会整体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仍未出现根本性回升。这一趋势引发了学界对低生育率形成机制的持续关注。在当前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文化、社会和经济等非制度性因素在个体生育行为中的影响日益突出。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社会网络在人际互动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当代城市社会中，传统以亲缘为核心的强关系网络正逐步被朋友等弱关系所补充甚至部分替代。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个体是否受到其社会网络中“朋友”等同伴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成为理解当前低生育现象的重要视角。本文基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的社会学机制视角，探讨个体社会网络中“朋友”这一同伴群体的生育行为如何影响自身的生育意愿与打算。本文基于2022年“宜昌市育龄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生育“同伴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当前中国社会，同伴二孩生育比例越低，个体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则越低，做出生育打算的可能性也越低，形成了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已生育样本，未生育样本在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上的“同伴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种“同伴效应”在家庭收入较高、家庭内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育龄人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源可获得性和社会支持体系通过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强化了生育的“同伴效应”。尽管本文未能实现“同伴效应”的因果识别，但通过大样本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低生育率社会学机制中社会互动路径的存在，并揭示了该机制在不同人群间的差异化表现。未来政策制定应更加重视生育决策中的社会互动过程，积极利用“同伴”影响路径，形成正向的社会规范反馈机制，逐步扭转当前低生育的社会规范和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促进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2025年06期 v.47;No.274 84-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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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政策调整对东北地区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

  孙晓霞;阎宸;于潇;

  生育行为具有社会嵌入性，生育政策作为社会环境因素之一，其变动会直接作用于个体与家庭的生育决策，进而影响区域乃至全国的生育水平。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当前正面临着超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的双重挑战，人口结构问题已成为制约区域振兴的瓶颈。评估生育政策调整对东北地区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不仅是破解区域人口困局、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东北全面振兴的现实需求，也能为全国其他地区应对人口转型挑战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基于此，本研究借助2010—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全面两孩”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DID），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两个维度构建政策效应评估模型，分析生育政策调整对东北地区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政策调整对东北地区育龄家庭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均产生显著正向效应，不仅提升了生育意愿，而且同步增加了实际生育行为。生育政策调整产生的效果存在明显的群体与地域差异，在群体层面，城市家庭和男性群体的政策效应高于农村家庭与女性群体；在地域层面，东北地区的政策效应则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生育成本承压、现代少生优育观念固化、适育人口外流缩减生育基数是制约政策效应充分释放的主要因素；而城乡育儿资源分布不均、生育成本性别分担失衡加剧了群体间的效应差异。不同于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理论或单一政策，本研究将成本-效用、制度规范、文化建构三重理论与政策演进阶段相匹配，结合东北地区单位制解体、成本转移、文化固化的逻辑链条，剖析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政策效应。结论表明单纯放宽生育数量限制无法摆脱超低生育困境。东北地区应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梯度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女性就业环境以平衡职业与生育责任；加强生育政策宣传引导，融通传统与现代婚育理念；优化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通过产业振兴吸引适育人口回流，打破低生育与人口外流的恶性循环，释放东北地区生育潜力，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2025年06期 v.47;No.274 99-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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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 微信朋友圈使用对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

  杨舒雯;杨成钢;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老年群体面临传统社会联结弱化和数字鸿沟导致的社会参与困境。微信作为当今社会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其核心功能的朋友圈通过动态分享、互动评论等方式成为银发族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虚拟空间。现有研究多关注社交媒体使用对老年人社会心理收益、数字鸿沟跨越的影响，却较少探讨社交媒体使用与老年人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20年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社会资本指数，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微信朋友圈使用对老年人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适度的朋友圈使用能扩大社会网络、培育社会信任，进而促进社会资本的正向积累；但当使用超过一定阈值，即分享频率超过每周一至两次，正向效应会逐渐转为负向，呈现倒“U”形特征。该结论在经过限定样本范围、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考虑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及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偏差，进一步确保基准模型结果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朋友圈使用对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尽管朋友圈使用对城镇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增益更加明显，但城镇老年人也更容易达到使用阈值，即显示更陡峭的倒“U”形特征；相比之下，朋友圈使用对于乡村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倒“U”形影响更为平缓，反映出乡村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饱和风险较低。此外，初始社会资本较低的老年群体在朋友圈使用中获益更大，显示社交媒体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社会补偿功能，有助于弥合老年群体间的资源差距。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朋友圈使用通过缓解老年人孤独感、提升老年人自评社会地位，最终对其社会资本水平产生影响。为帮助老年人享受数字红利、积累社会资本，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应倡导适度使用社交媒体，引导建立健康的数字社交习惯，针对城乡老年人在数字素养和社交模式方面的差异精准施策，定向支持低社会资本群体以及提升老年人在数字参与过程中的价值认同感。

  2025年06期 v.47;No.274 113-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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