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力;阿儒汗;
本文基于第五、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全面考察我国区域人口增减的空间分布、动态演进和区域差异特征,进而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和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究人口增长率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人口负增长现象在县区尺度上广泛存在,其中市辖区的人口增长态势明显优于县域单元,县域单元则普遍呈现人口缩减态势。与2000—2010年相比,2010—2020年人口快速减少型、中速减少型、缓慢减少型的县区数量均显著增加,快速减少型县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核密度估计中,全国及各区域的核密度曲线呈现不同程度的左移、主峰高度降低且宽度加大态势,也有部分曲线出现多峰趋势,表明大部分县区人口增长率下降,且区域内人口增长率差距逐渐扩大甚至部分区域内部存在极化现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中,全国层面的基尼系数上升表明人口增长率的总体区域差异呈现扩大态势,超变密度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但其贡献率呈现下降态势,而区域净差异的贡献率则明显上升,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超大特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异正在迅速扩大,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特征越来越显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地理因素、行政因素均会影响人口增长率,重构区域人口增减格局。各驱动因子对我国人口增长率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具有动态差异性,解释力最强的因子已经从人均GDP转变为行政等级,创业活跃度的解释力逐渐增强,就业水平和医疗资源的解释力始终位居前列。同时各因子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类型均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解释力最强的几个交互因子组合从以人均GDP为核心的经济驱动型组合转变为以气温条件为核心的宜居性驱动型组合,行政等级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大多属于双因子增强,解释力存在重叠效应。因此,各县区尤其是人口缩减严重的地区需要注重打造良好的宜居宜业环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资源空间配置,促进人口合理均衡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2025年03期 v.47;No.271 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55K] [下载次数:63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5 ] - 张瑞娟;高秀娟;刘金菊;肖婷;
高质量的生育支持政策是中国人口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而政策文本是国家顶层设计并逐层落实的重要载体。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有助于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趋势以及影响。本文选用2016年“全面两孩”实施以后出台的128份生育支持政策,利用政策文本的量化方法(文本挖掘和政策工具分析等方法)呈现生育支持政策热点分布,结合生育支持全过程及供给、环境和需求型二维度政策工具,研究政策缺口和时空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关键点落实于“服务和保障”,主要围绕推进社会、机构和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服务和婴幼儿的健康服务方面;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为生育家庭提供时间支持、资金支持和托育服务的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从生育支持过程来看,更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生育”前后,即孕前和孕产期及儿童哺乳期,而“养”“育”阶段的政策工具缺失;政策时空分布的差异性比较明显,2021年以后政府在增加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同时加大了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加关注对生-养-育行为的政策推动作用,“儿童学前期阶段”的政策工具使用得到关注;政策工具在不同区域的空间分布与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但内部结构呈现差异,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依旧是主要使用的政策工具,在不同生育支持过程中,东部地区政策工具内部结构相对较均衡,而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儿童学前期使用较少)。在中国生育率逐年下降的大背景下,生育支持政策设计要定位清晰,主体责权利明确;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组合使用和落地;深化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改革,探索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政策工具的使用;发挥环境型工具的主导作用,增加权益型工具的使用;提高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成效。同时,从支持过程来看,要增加儿童学前期和教育期政策工具的使用,探索家庭、社区及社会机构照顾相结合的“混合托育照顾”模式,加快推进小学生的托管服务。
2025年03期 v.47;No.271 19-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20K] [下载次数:102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3 ] - 蔡玉梅;陈功;
“一老一小”是当前热点人口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养老和支持生育的系列政策,地方政府也积极进行“一老一小”服务创新实践。现有研究关注家庭养老压力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影响,很少探讨家庭养老压力与初育年龄之间的关系。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庭养老压力是否会影响初育年龄?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利用2022年CFPS的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家庭养老压力对中国家庭初育年龄的影响。根据性别、户口类型、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进行异质性分析,探讨不同群体在面临家庭养老压力时的生育决策差异。实证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加会推迟初育年龄。养老和育儿均需要大量的经济付出,家庭养老负担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个体对生育的态度更为保守,年轻人为了应对经济压力可能会推迟生育。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养老压力对不同群体初育年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与男性、非农业户口、高收入、有生育保障的群体相比,家庭养老压力对女性、农业户口、低收入、没有生育保障的群体的初育年龄影响更为显著。上述现象说明这些群体在面临家庭养老压力时,由此衍生的经济压力可能更大,因而更倾向于推迟生育年龄。再次,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在采用更换测量、增加控制变量等一系列处理之后,家庭养老压力对初育年龄的积极影响依然稳健。同时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法缓解了内生性问题,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最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养老压力导致家庭经济资源向老年人照料倾斜,进而挤出生育方面的经济支出,最终会延迟初育年龄。在经济资源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家庭会优先把资源分配给较为紧迫的养老诉求,初育议程可能会因此被暂时搁置。未来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加大对低收入和无生育保障家庭的支持,推动养老与育儿服务的整合,并通过提供更好的女性职场支持解决生育推迟的问题。
2025年03期 v.47;No.271 37-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4K] [下载次数:42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