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刊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专栏

  • 中国区域人口增减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侯力;阿儒汗;

    本文基于第五、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全面考察我国区域人口增减的空间分布、动态演进和区域差异特征,进而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和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究人口增长率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人口负增长现象在县区尺度上广泛存在,其中市辖区的人口增长态势明显优于县域单元,县域单元则普遍呈现人口缩减态势。与2000—2010年相比,2010—2020年人口快速减少型、中速减少型、缓慢减少型的县区数量均显著增加,快速减少型县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核密度估计中,全国及各区域的核密度曲线呈现不同程度的左移、主峰高度降低且宽度加大态势,也有部分曲线出现多峰趋势,表明大部分县区人口增长率下降,且区域内人口增长率差距逐渐扩大甚至部分区域内部存在极化现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中,全国层面的基尼系数上升表明人口增长率的总体区域差异呈现扩大态势,超变密度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但其贡献率呈现下降态势,而区域净差异的贡献率则明显上升,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超大特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异正在迅速扩大,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特征越来越显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地理因素、行政因素均会影响人口增长率,重构区域人口增减格局。各驱动因子对我国人口增长率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具有动态差异性,解释力最强的因子已经从人均GDP转变为行政等级,创业活跃度的解释力逐渐增强,就业水平和医疗资源的解释力始终位居前列。同时各因子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类型均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解释力最强的几个交互因子组合从以人均GDP为核心的经济驱动型组合转变为以气温条件为核心的宜居性驱动型组合,行政等级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大多属于双因子增强,解释力存在重叠效应。因此,各县区尤其是人口缩减严重的地区需要注重打造良好的宜居宜业环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资源空间配置,促进人口合理均衡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2025年03期 v.47;No.271 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5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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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现状与展望

    张瑞娟;高秀娟;刘金菊;肖婷;

    高质量的生育支持政策是中国人口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而政策文本是国家顶层设计并逐层落实的重要载体。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有助于研究者和决策者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趋势以及影响。本文选用2016年“全面两孩”实施以后出台的128份生育支持政策,利用政策文本的量化方法(文本挖掘和政策工具分析等方法)呈现生育支持政策热点分布,结合生育支持全过程及供给、环境和需求型二维度政策工具,研究政策缺口和时空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关键点落实于“服务和保障”,主要围绕推进社会、机构和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服务和婴幼儿的健康服务方面;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为生育家庭提供时间支持、资金支持和托育服务的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从生育支持过程来看,更多的政策工具集中在“生育”前后,即孕前和孕产期及儿童哺乳期,而“养”“育”阶段的政策工具缺失;政策时空分布的差异性比较明显,2021年以后政府在增加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同时加大了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加关注对生-养-育行为的政策推动作用,“儿童学前期阶段”的政策工具使用得到关注;政策工具在不同区域的空间分布与在全国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但内部结构呈现差异,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依旧是主要使用的政策工具,在不同生育支持过程中,东部地区政策工具内部结构相对较均衡,而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儿童学前期使用较少)。在中国生育率逐年下降的大背景下,生育支持政策设计要定位清晰,主体责权利明确;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组合使用和落地;深化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改革,探索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政策工具的使用;发挥环境型工具的主导作用,增加权益型工具的使用;提高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成效。同时,从支持过程来看,要增加儿童学前期和教育期政策工具的使用,探索家庭、社区及社会机构照顾相结合的“混合托育照顾”模式,加快推进小学生的托管服务。

    2025年03期 v.47;No.271 19-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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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庭养老压力对初育年龄的影响

    蔡玉梅;陈功;

    “一老一小”是当前热点人口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养老和支持生育的系列政策,地方政府也积极进行“一老一小”服务创新实践。现有研究关注家庭养老压力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影响,很少探讨家庭养老压力与初育年龄之间的关系。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庭养老压力是否会影响初育年龄?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利用2022年CFPS的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家庭养老压力对中国家庭初育年龄的影响。根据性别、户口类型、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进行异质性分析,探讨不同群体在面临家庭养老压力时的生育决策差异。实证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加会推迟初育年龄。养老和育儿均需要大量的经济付出,家庭养老负担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个体对生育的态度更为保守,年轻人为了应对经济压力可能会推迟生育。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养老压力对不同群体初育年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与男性、非农业户口、高收入、有生育保障的群体相比,家庭养老压力对女性、农业户口、低收入、没有生育保障的群体的初育年龄影响更为显著。上述现象说明这些群体在面临家庭养老压力时,由此衍生的经济压力可能更大,因而更倾向于推迟生育年龄。再次,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在采用更换测量、增加控制变量等一系列处理之后,家庭养老压力对初育年龄的积极影响依然稳健。同时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法缓解了内生性问题,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最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养老压力导致家庭经济资源向老年人照料倾斜,进而挤出生育方面的经济支出,最终会延迟初育年龄。在经济资源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家庭会优先把资源分配给较为紧迫的养老诉求,初育议程可能会因此被暂时搁置。未来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加大对低收入和无生育保障家庭的支持,推动养老与育儿服务的整合,并通过提供更好的女性职场支持解决生育推迟的问题。

    2025年03期 v.47;No.271 37-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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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

  • 独居的青年更抑郁吗?——基于CFPS2012—202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和红;焦军;王鑫;

    随着社会转型、人口流动性增加、城市化进程加速、现代婚恋观的多元化以及家庭结构与规模逐渐向“核心化”“微型化”转变,独居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独居的兴起也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青年期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多个身份的转变,心理健康容易发生变化。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关注到独居青年的心理健康脆弱性问题,但在数据与方法上缺乏强有力的实证证据,研究结论不一。同时,尽管体育锻炼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改善抑郁的健康行为,但较多研究从孤独感的滋生和社会支持缺乏解释独居与青年抑郁风险的互动机制,鲜有从健康行为层面的中介机制分析。本研究利用2012—2022年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独居对青年抑郁风险的影响及体育锻炼的中介机制,并讨论在不同青年人群中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推移,青年的抑郁风险逐渐升高;独居显著增加青年抑郁风险且减少了青年的体育锻炼时长,独居会通过减少青年的体育锻炼时长而加深抑郁风险。根据社会控制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独居青年拥有相对的决策自由,没有同住人的约束和监督,进行体育锻炼的外在动机削弱;Grosman健康需求理论则从健康投资的视角解释独居青年往往需要独自承担家务和生活支出,而无法坚持对体育锻炼的时间和经济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独居主要增加了男性青年的抑郁风险,尤其是16~30岁、单身、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居住在城镇、欠发达或发达地区的男性青年。这意味着具有高独居选择倾向的青年尚未真正准备好独居。政府和社会有必要及时关注和干预青年的心理健康,加强对独居青年的关怀,在医疗保健规划中考虑男性青年独居者更大的抑郁风险和心理健康需求,实现青年发展规划中的健康发展目标。社区和用人单位可考虑为独居青年的居住场所和社会活动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增强其抵御独居风险的能力,如增加体育锻炼设施和健身活动的可及性。同时,青年自身应当客观认识到独居本身带来的各种风险和系统矛盾,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2025年03期 v.47;No.271 50-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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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面子”效应还是“里子”效应

    陈佳鞠;赵若彤;李龙;

    老年人是精神较脆弱的群体,抑郁是老年人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一种代际资源可以产生跨代影响,既有研究已经发现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但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这一问题的认识仍不够清晰。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父母抑郁症状的影响机制,重点关注子女经济支持和老年父母朋友交际的中介作用,并从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蕴含的物质性资源(“里子”效应)和符号性资源(“面子”效应)视角进行了城乡分组分析,旨在厘清和比较两种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子女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更多的经济支持以及扩大老年父母的朋友交际网络抑制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子女经济支持的中介作用大于老年父母朋友交际的中介作用,老年父母从子女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蕴含的物质性资源和符号性资源中分别收获了“里子”和“面子”,同时,物质性资源还可以通过符号性资源对老年父母的生活福祉、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即存在“面子”效应和“里子”效应,“里子”效应大于“面子”效应,且“里子”效应可以通过“面子”效应发挥作用。城乡分组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农村老年人中,子女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扩大老年父母的朋友交际网络抑制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子女经济支持也要通过影响老年父母的朋友交际发挥作用,即中国农村社会依然存在重“面子”的现象,“里子”效应需要通过“面子”效应来发挥作用;在城镇老年人中,子女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更多的经济支持抑制老年父母的抑郁症状,而老年父母朋友交际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即在中国城镇老年人中,“面子”效应不明显,而纯粹的“里子”效应更明显,城镇老年人更关注物质生活的质量。本文建议应通过多渠道为老年人提供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的资源,推进青年群体的教育和就业支持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加强新时代文明建设。

    2025年03期 v.47;No.271 65-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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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 养老资本变动对农村老年人养老策略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

    王萍;张浩川;李亚静;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农村地区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农村老年人养老资本不足,其养老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本文利用2018年和2021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追踪调查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从经济、照料和情感等方面系统剖析养老资本变动对农村老年人养老策略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策略分为自我养老型、家庭养老型、社会养老型和平衡养老型四种类型;在经济维度,金融资本增加显著促进农村老年人选择家庭养老型策略,而自然资本增加显著减弱农村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型策略;在照料维度,自然资本增加显著减弱农村老年人选择平衡养老型策略;在情感维度,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增加显著促进老年人选择自我养老型策略。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以养老风险感知为中介变量,在经济维度,养老风险感知在金融资本增加影响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型策略时发挥中介作用;在照料维度,养老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在情感维度,养老风险感知在金融资本增加影响老年人选择自我养老型策略时发挥中介作用。农村老年人会在权衡自身状况、家庭资源和可利用的环境资源后选择最适合的养老策略,比如从依赖社会养老型转向家庭养老型或自我养老型,反映了老年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在我国老龄化趋势加剧和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的背景下,分析农村老年人养老资本与养老策略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养老资本变动情况下养老风险感知对养老策略选择的动态影响机制,对于完善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文章建议多渠道提升农村老年人养老资本存量,开展农村老年人的教育和培训项目,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方式;全方位强化农村人群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范意识,开展宣传教育、政策激励和财政补贴等活动。同时要促进农村老年人养老资源的多样化供给方式,关注巩固家庭养老的核心作用,增强个人及社会养老服务的能力。

    2025年03期 v.47;No.271 81-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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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口问题研究

  • 典型国家女性终身无孩率现状、成因及政策启示——基于风险演变的视角

    宋丽敏;赵志超;杜芳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面临低生育率挑战,女性终身无孩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低生育率进程。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婚育价值观的转变,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也呈现上升趋势,系统分析典型国家女性终身无孩率发展现状及主要成因对于我国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利用OECD、SHARE、CFE等数据库数据,分析典型国家女性终身无孩率发展现状,挖掘终身无孩女性的群体特征,通过构建“生育推迟-风险演变-生育补偿”理论框架,阐释典型国家女性终身无孩率上升的主要成因。本文通过各国数据分析发现典型国家女性终身无孩率主要呈现四种发展形态:第一类是剧增态类型,典型国家是波兰、西班牙和日本;第二类是均衡态类型,典型国家是挪威、瑞典、奥地利、芬兰、荷兰,其中挪威、瑞典属于低位均衡,奥地利、芬兰、荷兰属于高位均衡;第三类是“先稳后增”态类型,典型国家是捷克和葡萄牙;第四类是回落态类型,典型国家是美国。本文进一步将风险演变作为中介要素引入“生育推迟-生育补偿”框架,提出“风险生成-风险累积-风险下沉-风险循环”四阶段理论:风险在预期中产生,女性对自我及子女未来发展的担忧形成初始风险;风险在推迟中累积,婚育推迟使生育期与黄金工作年龄重合影响个人发展,或生育期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影响子女发展;风险在冲突中下沉,女性生育后在家庭-工作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遭遇风险沉积;风险在代际间传递,家庭夫妻矛盾对子代结婚意愿及生育观念产生代际影响。为此,本文从风险规避视角提出适用于我国的生育支持政策启示:托幼托育服务先行,通过创新托育托幼发展模式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根源上“纾解”自我及子女的发展风险;强化经济激励机制,通过建立孩次递进式生育补贴及数量差异化税收减免机制,对冲婚育推迟的“累积”风险;完善女性就业政策,通过推广弹性就业方式与保障生育女性就业权益,分散“下沉”到女性就业的“冲突”风险;营造生育友好环境,通过倡导平等家庭责任观与重塑正向婚育价值观减少夫妻矛盾产生的“传递”风险。

    2025年03期 v.47;No.271 97-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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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养老金制度可行及可持续发展研究——来自美国个人退休账户(IRAs)的经验与启示

    谢勇才;吕滢;范傲;

    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既是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已初具雏形,由先行试点走向全面实施,但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社会各界而言,个人养老金都属于新兴事物,要想突破当前“开户热而缴存冷”的可持续发展困境,建立高质量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既要“摸着石头过河”,更要学习与借鉴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美国作为全球个人养老金领域的样板国家之一,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弊端日益凸显以及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水平严重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强力推动下,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建立了以个人退休账户(IRAs)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养老金制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政府通过建立普适的个人退休账户(IRAs)、兼顾小微企业参保群体以及利用“惯性”扩大制度覆盖面等重要实践举措,不仅建立了从最初的传统IRAs到罗斯IRAs再到简化IRAs、薪资抵扣简化IRAs以及简单IRAs的五种IRAs,而且个人养老金制度日臻成熟,主要体现在瞄准不同目标群体、税收优惠模式多样、缴费限额动态调整、资金政策灵活便利以及投资配套措施完善五个方面。由此,美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在覆盖人群、资产规模、制度黏性以及民众退休规划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覆盖了超过2/5的美国家庭,而且其资产总额在美国民众退休总积累资产中的占比高达39.2%,并有超过65%的账户持有者愿意持续缴费,还激发了民众的退休规划意识,从而逐渐成为保障美国公民老年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实现了制度的“可行”与“可持续发展”。美国的成功经验可为我国发展和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提供以下重要启示:一是明确制度目标群体,针对不同收入人群设计不同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惠及尽可能多的劳动者;二是丰富税收优惠模式,在单一的TEE模式基础上引入EET和EEE等其他重要税收优惠模式,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参保意愿;三是建立缴费限额动态调整机制,避免个人养老金制度成为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洼地;四是放宽账户资金使用限制,使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可行的基础上更加契合公众的现实需求;五是完善投资配套措施,为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的保值增值提供重要的技术与服务支撑,从而实现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2025年03期 v.47;No.271 112-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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