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专栏

• 性别比失衡是否会削弱男孩偏好？

  胡德状;郑思岚;侯奥璇;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国家的重大战略要求，人口性别结构的均衡则是其关键内涵之一。而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强烈的男孩偏好，这种传统观念是否会因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而发生改变？本文旨在研究当前性别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婚姻挤压对我国适龄生育主体的生育性别偏好的重塑效应。文章基于婚姻市场供需视角、婚姻挤压理论和生育成本收益权衡理论，利用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定量分析地区性别比对个体男孩生育偏好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层面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每增加10人，个体具有男孩偏好的概率平均下降2.24%，并且这一结果在剔除无生育意愿样本、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控制地区初始男孩偏好以及使用PSM模型后依旧稳健。在机制分析部分，文章首先考察了性别比对个体初婚年龄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性别比上升均显著推迟了男性初婚年龄，而对女性初婚年龄无影响。研究进一步发现：对于婚姻支付压力越大、承受婚姻支付能力越低的个体，性别比上升对其男孩偏好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且更显著。这些结果显示性别比上升增加了男性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男性及其家庭需要承担更高的婚姻支付以提高自身婚配竞争力，从而导致生养男孩的潜在成本上升，并因此抑制了男孩偏好。按照个体和地区特征进行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性别比上升对低年龄段、低受教育程度、已有多个儿子和始终为非农户口的人群以及西部地区个体的男孩偏好抑制作用更强。人口性别比存在一种类似生物学的“负反馈调节机制”，但这种所谓“自然合理”的回归通常周期长且通过提高婚姻支付来实现，背后隐藏的是年轻人及其家庭对于高额结婚成本的负担，不仅不利于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提升，还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推高房价、扭曲储蓄行为、抑制消费、降低生育率等。因而，政府应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从源头上弱化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促进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的区间。

  2024年02期 v.46;No.264 5-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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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研究

  于长永;喻贞;胡静瑶;齐雪婷;

  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PSM）等方法实证分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支持条件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平均只有14.1%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而低学历育龄人群有18.4%愿意生育三孩。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与已育二孩的性别结构有关。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儿一女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分别为12.3%、16.0%和13.9%。家庭收入水平对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收入对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边际影响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大，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以下和36万元以上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较小。相对于没有托育服务的高学历育龄人群而言，政府而非市场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显著增强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政策启示在于：一是提高中国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不能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高学历育龄人群，尤其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二是提高已育两个孩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重点关注已育两个女儿且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是降低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进一步完善高学历育龄人群的生育休假政策和生育三孩家庭的收入补贴政策，优化高学历人群的延迟退休政策，消除高学历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仍然是激励高学历人群生育三孩的重要举措；四是政府主动承担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为育龄人群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三孩生育激励效应。

  2024年02期 v.46;No.264 23-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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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与家庭

• 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及收益测度

  程时雄;金美玲;

  婚姻匹配是择偶双方追求婚姻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出现相应调整，映射出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婚姻收益以及收益差距的双重转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婚姻教育匹配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婚姻收益产生的影响，以及由婚姻收益反映出的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和变化。从婚姻收益的角度验证中国婚姻市场中个体搜寻潜在配偶的选择依据，并对过去、当前和未来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差异和发展趋势进行经济解释已成为婚姻匹配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资料分析中国婚姻市场的受教育现状、教育匹配现状及变化特征，同时通过微观数据构建婚姻匹配数据库，使用CS模型对婚姻收益进行测算，考察各受教育水平人口在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和收益差距，从而解读中国婚姻市场在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层面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加深，适婚年龄人口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近10年来已出现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现象。第二，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也出现相应变化，在教育同质匹配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的比例下降，“女高男低”的教育匹配模式成为婚姻教育匹配的新趋势。第三，婚姻收益测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女性婚姻收益高于男性。分受教育水平来看，在低、中学历人口中，女性婚姻收益高于男性；在高学历人口中，男性婚姻收益高于女性。在低、高学历人口中，与配偶的受教育水平差异越大，婚姻收益越低。第四，教育同质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最高，“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次之，但“女高男低”与“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差距正逐渐缩小。为提高居民婚姻收益、缩小收益差距，政府和教育部门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应加强教育差异群体的婚姻辅导工作；家庭内部也应树立夫妻家庭地位平等的观念，淡化家庭分工中的性别因素；此外，婚姻市场中的个体需转变传统的婚姻教育匹配观念，提倡多元化的择偶标准，这将有利于社会整体婚姻收益的提升以及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改善。

  2024年02期 v.46;No.264 43-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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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出生顺序对家庭资源分配的影响——基于家庭教育投入跨期回报模型

  廖予熙;仇焕广;孔祥雯;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颁布，多子女家庭重新回归历史舞台。由于家庭资源的有限性，未成年时期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潜在竞争关系，而父母则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关系短期内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长期来看，对中国人力资本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生命历程调查（CHARLS）数据，针对子女出生顺序对家庭资源分配的作用进行系统研究，并构建家庭教育投入跨期回报模型对头胎学历优势现象进行阐释。理论模型发现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投资增加会导致另一个孩子获得的教育投资减少，并且父母会选择投资出生顺序更靠前的子女。这是因为头胎距离完成教育的时间更短，可以更快地进入就业市场带来实际回报，减轻父母经济压力，而投入更小孩子的教育则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资源，等待回报的年限也相对较长。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模型推导结论，在控制了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情况和社区虚拟变量的基础上，研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回归发现出生顺序对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负效应，顺序靠前的孩子受教育时间普遍更长，该结论在考虑家户虚拟变量、子女数量和家庭成分后仍然稳健。这样的现象在家长受教育水平越高以及男孩身上越显著，而幼子与头胎年龄差距越大，学历水平显著提高。一些潜在机制是父母对头胎教育更严格。此外，虽然头胎有着学历优势，父母却通常偏爱更小的孩子，对他们成年后的帮助也更大，这一发现揭示了家庭中关于资源分配的微妙动态平衡。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应进一步完善教育补贴政策，以确保多子女家庭能够获得更全面的教育福利支持，同时开展有关家庭教育观念的培训活动，帮助家长理解和重视每个子女的个性化需求，促使教育资源在家庭中更加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子女，为每个孩子提供健康成长的机会。

  2024年02期 v.46;No.264 63-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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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差异和代际支持的视角

  王胜今;董鸿女;

  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随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迈入高速发展时期，新的互联网应用技术不断创新和普及，深刻地影响着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老年人作为数字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也愈发受到影响和关注，数字化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作用，发挥互联网使用对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积极影响是应对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关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同时重点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性别老年人健康的差异化影响，探究代际支持能否促进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在控制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等变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是否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使用频率、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代际支持如何促进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了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互联网使用频率放大了这一促进效应。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社交功能对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购物功能对女性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视频功能对男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可能带来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代际支持有助于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技能。代际联系支持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自理能力，代际见面支持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心理健康。对此本文建议政府在政策制定与实施层面要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互联网参与状况，消除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互联网企业层面要精准把握不同性别老年人的差异化使用需求，有针对性地打造适老化应用产品；同时，充分发挥亲子间沟通的数字反哺效应，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和水平，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2024年02期 v.46;No.264 77-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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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陈卫民;张奇;

  实现健康老龄化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需求特点决定了基层医疗服务在促进老年健康中的重要地位。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对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分析评估我国基层医疗服务发展的成就和不足，更好地发挥基层医疗服务在促进健康老龄化和建设健康中国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老年人感知的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服务可得性和服务适配性三个维度构建反映基层医疗服务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利用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检验和分析我国基层医疗服务发展水平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老年人感知的基层医疗服务发展水平越高，自评健康水平就越高，自评健康改善状况也越好，说明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对老年人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且结论具有稳健性。基层医疗服务发展会改善医疗服务便利性，降低医疗服务费用，促进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降低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未满足的程度；基层医疗服务还担负着向辖区居民开展疾病预防与控制、健康教育、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职责，可以改善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基层医疗服务发展能够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有助于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最大限度消除健康危险因素，从而促进老年人健康。机制检验发现医疗服务需求满足程度、健康管理状况、健康素养与行为在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影响老年人健康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的老年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老人、中低龄老人、低收入老人和罹患慢性病的老人从基层医疗服务发展中受益更大。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增加服务供给，在提高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满足程度的同时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培养健康行为方式，更好地发挥基层医疗服务促进老年人健康的作用。

  2024年02期 v.46;No.264 93-1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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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迁

• 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

  陈曦;吴英巨;

  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东北三省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进一步梳理和总结。本文根据2005-2020年各省人口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数据，运用迁移网络与人口集聚度进一步细化研究主题的空间尺度并明确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本文基于人力资本迁移理论、新古典微观迁移理论与新空间经济学等构建了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理论框架，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从实证角度验证经济与地方品质因素对东北三省流出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东北三省人口流出强度由北向南递减，区域内人口流动围绕哈长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呈现“一轴”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区域外人口流出空间格局由“块状聚集”向“多点化聚集”转变，一级中心城市分布于京津地区，二级中心城市主要分布于青岛市、上海市、杭州市以及深圳市，三级中心城市广泛分布于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与成都市、郑州市、西安市等中西部省会城市；密集区平均以7.76%的城市面积集聚了80.59%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东部沿海城市基本被均值区以及密集区覆盖，中部地区的密集区呈现“点状分布”的格局，西部地区基本被稀疏区覆盖，其中深圳市、天津市、上海市与厦门市的东北三省流出人口集聚度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其他城市；由于东北三省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东北三省区域外流出人口以就业机会为核心驱动力，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迁入地的消费服务与基础设施正逐步吸引东北三省人口流入，使东北三省流出人口在经济与地方品质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向区域外发达地区迁移并呈现空间聚集特征；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的影响机制在北方与南方城市具有异质性，流向北方城市的人口在地理学第一定律的约束下以就业机会为基础寻求生活成本最小化，流向南方城市的人口已经突破距离的限制并在就业机会的基础上追求人力资本最大化与消费服务多样化。从另一角度佐证，东北三省吸纳就业和满足多元消费需求的能力不足是造成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

  2024年02期 v.46;No.264 108-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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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 健康治理：通向健康现代化之路——评《健康治理学导论》

  韩淞宇;

  <正>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人民健康。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如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障投入是必需的，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必需的，增强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也是必需的。问题是，当所有这些必需都予以保证的时候，人民健康水平就一定能不断提高，就一定有与现代化水平相一致的健康水平？

  2024年02期 v.46;No.264 126-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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