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专栏

• 子女留守对流动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宋月萍;丁爱国;汤佳;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人口流动导致的家庭成员分离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流动人口在生育决策中面临的家庭化成本明显高于常住人口，经济压力和制度障碍深刻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生育决策。面对子女“流动”与“留守”的两难选择，家庭不得不在照顾子女与追求经济机会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从而深刻影响流动女性的再生育意愿。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评估子女留守对流动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方法上，选取15～49岁在婚已育一孩且对“今明两年您是否有生育打算”提供有效回答的女性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并将区县子女留守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潜在的内生性偏差。研究结果显示一孩留守显著降低了流动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一孩留守的流动女性再生育意愿比一孩随迁的流动女性低16.9%。留守子女的性别、年龄、家庭的流动类型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使一孩留守对再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存在异质性。留守一孩是男孩或年龄较大的情况下，流动女性的再生育意愿更低；而留守一孩是女孩或年龄较小的情况下，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乡城流动的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一孩留守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子女留守不仅给流动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压力和精神负担，也降低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这种长期分离的负面体验可能进一步影响家庭对未来子女养育质量和资源投入的预期，继而抑制流动人口的再生育意愿。为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放缓等趋势，应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明确“家庭政策优先”，健全流动人口生育支持体系，尤其关注乡城流动和低收入家庭，关注家庭生命周期，构建全链条式生育支持体系，促进“家庭生育意愿与社会适度生育率最大限度的相容”。

  2025年04期 v.47;No.272 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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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媒介化抚育与留守儿童发展

  蒋亚丽;

  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流动的产物，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传统研究多聚焦亲子分离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忽略了远程媒介化抚育逐渐成为弥补物理分离的重要方式。同时现有研究对远程抚育的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家庭结构下的异质性影响也缺乏系统性探讨。本研究基于2023年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专项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中介效应分析的方法分析远程媒介化抚育对留守儿童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涵盖学习毅力和学校适应）及心理健康等多维能力的影响，并深入考察父亲单独外出、母亲单独外出、父母双方均外出等不同父母外出模式下的作用差异，以揭示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得出三方面重要结论：首先，远程媒介化抚育显著提升了留守儿童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水平，同时有效降低了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外出父母每周通过媒介与子女保持联系就能产生显著的发展促进作用。其次，通过将样本划分为父亲单独外出、母亲单独外出及父母双方均外出三种模式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父母均外出和父亲单独外出的情况下，远程媒介化抚育对子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及心理健康均具有积极影响，而母亲单独外出的情况下，远程媒介化抚育则未呈现统计学显著性。最后，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均外出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亲子互动强化和生活监管机制实现。在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维度，外出父母通过媒介与子女沟通这一单纯的仪式性媒介共现行为并不产生直接效应。而在心理健康层面，外出父母与子女的媒介互动本身由于被子女赋予了情感价值而具有较强解释力。父亲单独外出的影响机制呈现差异化特征，对于子女认知能力和学习毅力的影响仅通过亲子互动和生活监管产生作用，而在学校适应和心理健康方面，仪式性通话行为本身即具有积极效应。本研究建议在现有留守儿童干预政策中纳入数字抚育能力建设，特别关注母亲单独外出家庭的特殊需求，同时重视媒介互动中仪式性要素的心理建设功能。

  2025年04期 v.47;No.272 15-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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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自主人口学知识体系

• 国际产业转移的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作用研究——基于跨国投入产出表产业转移测量结果

  王金营;周昊然;

  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而要素成本和要素质量是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重构的基本因素，人口作为基础生产和市场要素对国际产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已有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和研究文献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全球乃至各国人口规模增大以及人口素质提升这一基础性因素。那么，在国际产业转移由“梯度单向”向“双向转移”演变过程中，全球人口规模增大以及分布结构非均衡化发展到底起到怎样的作用？未来全球人口增长趋缓，各国人口增减呈现显著分化，国际产业转移将会如何发展？为此，本文将人口因素（特别是人口规模因素）纳入国际产业转移的分析框架，通过文献析出的方法探究人口规模在产业转移中的优势。进一步利用2000—2021年全球跨区域投入产出表测量各国国际产业转移强度，将人口规模以及人口素质因素纳入模型，定量检验分析人口规模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具体作用和影响途径。结果表明：已有的产业转移理论中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竞争优势理论所提及的要素优势都体现或者决定于人口规模的优势，人口规模还会通过增大创新潜力和市场规模的驱动效应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使国际产业呈现“双向转移”。实证结果验证了由文献析出的推论，证明人口规模对本国的国际产业转出具有抑制效应；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创新增进能力在人口规模对国际产业转出的影响机制方面分别发挥中介和遮掩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呈现产业“双向转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若拥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则为产业本土化建设成长提供丰裕劳动力和人才存量，承担更多产业转移；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其人口规模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因素是人口规模而非人口的变动速度。最后，将人力资本（人口素质）纳入模型发现国际产业转出取决于人口规模与人口素质的交互促进作用。这一方面证明人口规模对于产业转移具有回旋空间作用；另一方面也提示我国应充分发挥巨大人口规模所拥有的回旋空间优势，培育本国全产业链，推动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布局，预防“产业空心化”现象发生，实现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协同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韧性和动力。

  2025年04期 v.47;No.272 31-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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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力保护研究

  石智雷;覃作敏;彭锐城;苏明丽;

  生育力是血脉赓续和人类文明更迭的基础保障，当前正受到环境污染、婚育推迟、剖宫产和人工流产激增等因素的严重威胁。在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严峻形势下，亟待就生育力保护的现状以及如何有效保护生育力进行深入探究。本文利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已婚妇女生育能力调查和中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等数据深入分析我国生育力保护的态势，通过厘清生育力保护概念和构建生育力保护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阐释影响生育力周期循环的根本因素和生育力保护逻辑。数据分析发现当前生育力保护的紧迫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处于生育旺盛期育龄群体的不孕不育率最高；人工流产规模超过出生人口规模；20年间剖宫产率增加超过6倍；婚姻推迟问题越发普遍。生育力是基于个体生命力的一个健康指征，从萌芽、发育到实现整个过程需要连续的生理储备。本文从连续发展的视角出发构建新的生育力保护分析框架：生育力发展受到个人权益、经济基础、资源获取、制度安排和公共保障五个基础条件的影响，生育力演化嵌套在与之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从婴幼儿期、青少年期、育龄期到分娩期连续变化的生育力周期，任一生育力周期阶段的基础条件风险均会冲击生育力。生育力保护的实施是一个覆盖生命全周期、全链条的过程，需要围绕生育力周期的关键阶段进行干预，以促进各基础条件良好互动，最大限度地保护生育潜力和新生儿生育质量。为此，本文提出适用于我国实际的生育力保护实施路径：首先，从制度体系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推动家庭、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生育力保护。其次，以维护健康权益为核心，健全覆盖从出生、发育到妊娠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同时，需加大对不孕不育群体和已育家庭的经济支持力度，并围绕基本性和普遍性的生殖健康需求强化数字化建设，促进资源的公平、精准分配。此外，应针对经济困难家庭、残疾人群等弱势群体，完善生育力保护的兜底服务。

  2025年04期 v.47;No.272 49-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5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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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分层视角下家庭禀赋变化轨迹与生育决策

  杨雪燕;陈启航;罗好燃;袁满迪;

  在人口呈现由低生育率驱动的负增长背景下，探究生育决策的成本约束对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提高生育潜力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家庭资源与生育决策间关系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原因在于对家庭因素的考察不系统，忽略家庭资本之间相互转换的关系以及仅从静态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识别，既不能客观反映家庭资源与生育决策间关系的实际情况，也难以厘清生育的真实成本，缓解育龄群体的生育成本压力。本文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利用2010—2020年CFPS调查数据，在引入家庭禀赋概念的基础上，通过组基轨迹模型识别家庭禀赋的变动轨迹模式，进而深入探究家庭禀赋变动趋势类型对于生育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禀赋的变化轨迹可分为“低起点波动型”“中起点增长型”“中起点下降型”“高起点波动型”四种。其中“中起点下降型”人数最多，“中起点增长型”次之，最后是“低起点波动型”与“高起点波动型”。在组基轨迹模型基础上，增加孩子数量作为结果变量，发现以“中起点增长型”为主的育龄群体生育数量最多，“低起点波动型”生育数量最少，证明基于家庭禀赋差异的生育分化现象确实存在。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发现相较于“低起点波动型”，其余三种家庭禀赋变化轨迹类型均对子女数量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呈现出“中起点增长型”>“高起点波动型”>“中起点下降型”>“低起点波动型”的特征。在通过纳入最新的2022年CFPS数据对家庭禀赋的分层情况进行验证、控制政策因素的影响后，发现研究结果稳健。本研究的政策启示：针对“低起点波动型”的育龄群体，生育补贴等支持性政策需加强对该部分群体的精准识别与资源倾斜，以提高其刺激生育的效率。针对中起点的家庭禀赋变化类型，应持续推行教育减负的相关政策，并进一步增强当前社会的流动性，包括增加工作岗位、教育机会，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内卷，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从长期看，如何制定高质量的教育和就业政策，以扶持中产阶级获得更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杜绝教育内卷和就业内卷，才是能够切实提升生育意愿和行为的有效举措。

  2025年04期 v.47;No.272 67-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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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 中国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

  陈卫民;任雨晴;

  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促进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内容。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准确识别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方向与强度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人口老龄化影响居民消费的路径很多，本文聚焦收入分配路径，从理论上探讨人口老龄化如何改变要素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来影响居民消费，并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全国人口普查与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构建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下降2.9%。通过改变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测量指标、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检验等多种方法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内生性处理采用控制更严格的固定效应、滞后一期回归分析和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有效缓解基准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分析发现老龄化通过收入分配路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作用：一是老龄化降低了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这可能改变居民收入结构，抑制居民消费能力，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可称为“要素收入分配效应”；二是老龄化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降低居民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样对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可称为“居民收入分配效应”。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不同城市存在差异，在那些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第三产业占比较低、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较高的城市中，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的城市人口老龄化的负向影响更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需要高度重视老龄化对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的影响，一方面应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包容性增长促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增加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深入开发老年人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潜力，为老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内需支撑。

  2025年04期 v.47;No.272 82-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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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关系与童年逆境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李建新;曹桂祥;

  生命历程理论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视域拓展至生命早期阶段，解决中老年人健康问题需要溯源至个体生命早期事件及其发生情境。既有童年逆境健康研究对于经历逆境主体及逆境发生情境关注较少，忽略了童年逆境发生的复杂性。事实上，童年逆境并非简单的刺激-反应结果，而是具体社会情境中生成的动态关系性建构，其效应取决于逆境施加者和承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对逆境的意义诠释。基于此，本文在生命历程理论基础上引入家庭代际关系的矛盾性范式，结合中国家庭教养传统，还原童年逆境兼具文化敏感性和情境性的丰富内涵；同时，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出发，构建童年亲子关系和童年逆境的组合变量，对童年逆境的丰富内涵进行更准确的测量。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和2018年的数据，在控制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生活方式特征条件下，系统探究中国情境下亲子关系和童年逆境对中老年人身体、心理和自评三维健康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亲子关系与童年逆境组合对中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总体呈现出童年逆境越少的组合健康结果越好的梯度效应，符合“剂量-反应”结果；但同时发现在同一逆境组合下，关系良好的组合健康结果更好；甚至在较多逆境但关系良好组合中的健康结果要优于较少逆境但关系不好的组合，揭示出亲子关系对于童年逆境影响的缓冲作用。这种结果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健性。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该影响在不同年龄、性别与户籍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年龄维度上，表现为年龄的创伤愈合效应，即相对于中年人，童年逆境和关系质量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更小。在性别维度上，表现为相对于女性，男性对于关系更加敏感，良好关系对于健康的改善效果更大。在户籍维度上，童年逆境和亲子关系对农村户籍群体的健康影响显著，而对城镇户籍群体则不具统计意义，反映出城乡代际关系及其互动模式的结构性差异。本文强调在中国情境下理解童年逆境的内涵需要考虑其文化背景与家庭互动关系，主张将关系性视角纳入童年逆境研究框架，并不断优化测量策略，更全面地揭示童年逆境对中老年人健康的长期影响。

  2025年04期 v.47;No.272 98-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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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迁

• 数字产业集聚能否带动人口集聚——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预期收入双重视角

  赵放;张淼;金雨晴;

  厘清数字产业布局与人口空间重构的关系对引导数字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动态适配，防范“产业空心化”与“人口收缩”并发的结构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传统的产业集聚会形成“产业-人口”协同的经典模式。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产业的开放性、高技术与信息在线化等特征使数字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的关系发生变革。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效应，从劳动力市场分割和预期收入双重视角分析影响效应的传导机制，进一步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受教育机会、住房压力等因素对数字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关系的差异化影响，揭示数字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数字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业空间形态重塑构成吸引人口集聚的新动力。第二，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业集聚过程中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集聚；数字产业集聚带来预期收入提升又成为吸引人口集聚的关键因素。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制度改革与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能够增强数字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虹吸效应，落户条件的“松绑”和子女受教育机会公平性得到保障有利于促进“以产聚人”良好局面的形成；高房价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吸引力更强，房价成本并不是阻碍数字产业人才集聚的因素。第四，数字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在数字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负向效应占据主导，短期内抑制人口集聚；随着数字产业集聚规模突破临界值，预期收入增加产生的吸引作用显著超越劳动力市场分割影响，数字产业集聚将促进人口集聚。因此，建议通过强化数字产业政策支持与集聚建设，完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技能升级体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优化教育公平保障机制，实施数字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的阶段适配策略等政策组合，实现数字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的协调。

  2025年04期 v.47;No.272 113-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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